李宏图 | 全球思想史：重思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

本期 · 精彩

摘要：全球思想史是国际学术界刚刚兴起的研究领域，相关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还处于探索之中。从全球视野来看，作为建构现代全球秩序的主体，欧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全球思想史研究的路径选择上，我们还是需要重回欧洲，改变目前大都从非欧洲地区入手来展开的学术路径。从研究内容来说，全球思想史研究理应探讨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考察形塑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内容。当然重回欧洲，并非是将欧洲看作中心，而是从思想的全球流动与联结这一关系之中来展开重思性考察。同时，这一研究不再仅是一种历史性的思考，而且也是面向未来，挖掘今后建构全球秩序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王养冲；全球思想史；全球秩序；欧洲；思想起源  

作者简介：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0年第五期。

2015年，王养冲先生被评为上海市首批学术大师，虽然于一生淡泊的先生而言，这个名号无甚意义，但如果从学术的视角来看，这倒是关涉到在学术的谱系中如何理解与总结先生的学术贡献，承续先生的学术遗产与开拓创新。这里，围绕先生西欧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活动，结合目前国际学术界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来对未来的思想史研究表述一些粗浅的思考。

一

王养冲先生(1907—2008)1937年负笈法国，其间师从瓦尔、勒费弗尔、拉洛、马伯乐等名家，在巴黎大学获文科博士学位。先生精通法、英、德文，兼识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研究涉及西方思想、哲学、社会学和史学等诸多领域。1947年回国后，担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直至2008年去世。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学习研究和教书授业的过程中，先生致力于世界近代史、法国大革命史、西欧近代思想史、社会学思想史以及哲学观念史等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

总结王养冲先生的学术遗产，其中之一便是对西欧近代思想史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先生得益于法国和欧洲的学术传统，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既重视历史的运动，也考察历史运动的思想观念性动力，即“精神运动”，提倡通过对思想史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历史，理解欧洲为什么走向“现代”。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思想解放运动突破了以往的一些思想禁区，特别是冲破了把西方思想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而不许研究的禁区之后，王养冲先生成为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开始撰写文章，翻译西方经典，招收研究生，1979年在全国率先开设了“西欧近代思想史”课程，正式开启了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之路。只是很遗憾，他的讲稿至今还没有整理出版。

对于西方特别是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先生不仅在内容上为我们留下了可供挖掘与深化的课题，如关于启蒙运动、社会学思想与理论等；更有启迪意义的是，先生在如何研究思想史方面也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先生常常以思想史中的个案告诫我们说，必须研读思想家的原著，这样才能准确完整地把握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搞清楚其来源、内容、时代作用和历史影响。切忌仅凭外文翻译的一般性介绍的书籍来进行所谓的研究，以防断章取义、取舍不当，甚至以讹传讹。先生的这些告诫实际上点明了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尽管先生没有对此专门写过理论方法论的文章，但他用中国式的表达对此做出了简练精辟的概括：首先就是必须进行文本的研读，这是进行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同样，要在历史语境中进行“文本细读”，要对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以及来源，即思想的谱系进行考察。正如先生所说，如何讲出思想的“史”是重要之事，当然也异常困难。而这一研究思路，和目前在国际思想史学界占据主导的“剑桥学派”力主思想史的“历史性”思路一致，异曲同工。同样，先生也告诫提醒我们：欧洲近代思想史，并不是单纯指政治思想，还应该包括社会、哲学、法律、宗教等不同维度的思想，是一种对整个社会思潮演变或意识形态变化的理解与把握。今天如何延续先生的提示，系统地写出思想史的“历史性”和整体性，当是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在历经四十年后，先生所开辟的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已经蔚为大观，就研究领域而言，足以告慰先生的是，我们秉持着学术承继和创新的精神，在继续注重欧洲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同时，也将区域思想史拓展为全球思想史研究，不断思考如何将思想的资源注入形塑当下全球化的发展演变进程之中。

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在“语言转向”的口号下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就思想史而言，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异军突起，享誉世界。在获得学术界承认和赞誉之时，“剑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纳也在反思自己研究的不足，其中之一便是承认其研究的内容仅局限在英语世界，而未能关注其他空间，这样不免褊狭。诚如澳大利亚巴瑞·亨德斯教授所说，斯金纳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所追溯的国家概念的定义完全是从国内或者内政的角色来考虑的，也就是说，斯金纳没有将国家的“现代”放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来理解。而一旦放在诸如英、法、西班牙、葡萄牙等帝国空间里来进行讨论的话，那么，斯金纳所认为的政治思想的现代性恐怕就值得商榷了，其基础便产生了问题。沿着巴瑞教授的思路，我认为还可以将这些思想的演进放在更为广阔的全球性空间当中来进行考察。

实际上，随着20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化的深度行进，以商品、人员等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史研究的出现也在召唤思想史的加入，从而丰富以物质史为主导的全球史研究。因此，思想史学科自身的反思和全球史的勃兴这两种力量直接促使了思想史研究从国别史和区域思想史等转向全球思想史，将思想观念在全球的流动作为研究内容。在此方面，“剑桥学派”的一批思想史家依然率先示范，走在前列。例如昆廷·斯金纳的学生，著名思想史家大卫·阿米蒂奇早在2000年就写出《大英帝国的思想起源》，2007年出版《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2012年出版了《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础》，正式提出“国际思想史”，并对其研究对象作出了界定。2013年，塞缪尔·莫恩和安德鲁·萨托里主编了《全球思想史》一书，可以说是宣告了“全球思想史”这一研究领域的诞生，而且也系统地展示了全球思想史的研究成果。随后的2014年，由达林·麦马翁和塞缪尔·莫恩主编的《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论文集出版，书中收录了三篇关于全球思想史的文章，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名称，也可以看作是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指向，即思想的空间，思想史的国际转向，全球思想史。同样，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沃特莫尔也着力于全球思想史研究，推动全球思想史的实践。目前，全球思想史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学术研究的新热点，就连“剑桥学派”开创者波考克也在2019年发表了关于全球思想史的文章。

对全球思想史研究而言，通过简要梳理其创立过程，可以看到，全球思想史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其研究对象和内容都还没有被赋予系统完整和权威性的界定。很多学者认为全球思想史主要研究思想观念、主题、概念与文本等的全球流动，或者全球空间下多向度的互动、接触与连结性关系，特别是关于思想观念的阅读、接受、排斥与再生产等。但我认为，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及其所形成的全球性思想网络展开研究。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来看，正是欧洲在18世纪之后成为了确立现代全球秩序的原发空间，那么支持其确立和运转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思想与全球性体制之间又有何关联？由此，全球思想史研究理应确立起这一基本主旨，考察思想与“全球”之间的关系，回答思想在全球空间中的流动如何形塑与建构了“全球”，其中自然包括思想观念上的全球性网络，制度建构层面上的全球秩序。

如果确立起这一研究主旨，那么从国别思想史转向全球思想史研究就意味着，我们更应该重视对西欧这一现代文明起源区域的思想史研究，而不是看到欧洲学者在反思自己研究的褊狭，就模仿欧洲学者和跟着他们一道研究非欧洲区域。而目前比较流行的全球思想史研究，正是由于受到欧洲学者这一学术研究路径的影响，常常将受到欧洲思想影响或成为欧洲殖民地的国家地区作为研究重点，例如印度学者就从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入手研究全球思想史。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逆向性”的全球思想史研究，其主旨是希冀重新发现和找寻一种新的主体性，但这实际上却遗漏了欧洲思想的现代起源，忽视了其具有的丰富内容。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思想的全球流动，体制上的全球秩序的确立，还是应该重新回到欧洲。这不仅是表明全球思想史研究如何展开的路径问题，还关乎全球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内涵。

在欧洲历史的演进中，经过长期丰富而复杂的演化，欧洲文明终于发展成为了现代文明，其思想原则不仅稳固地在欧洲扎下根来，塑造了全新的欧洲，而且扩展到了全球，主导了15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为全球确立起了“现代文明”的一整套标准，形成了现代全球秩序。今天在世界各地，哪里都可以看到欧洲文明与思想的要素，即使在我们中国也是如此。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进行的工业化即是引进了欧洲工业文明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生活在从15世纪之后欧洲思想家所创立的话语体系、概念与主题之中，犹如霍布斯所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人工世界”之中。因此，理解欧洲现代文明和思想观念，其全球性扩展，所形成的思想谱系自然当是全球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内在特质。因此，如果能够在全球思想史的视野下来研究欧洲这一空间，这一现代文明的起源地的话，将会帮助我们把握现代文明的基本特性；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潮和其两大制度性体系，从而回答未来全球化的思想基础，即“文明的标准”究竟应是什么，我们又将会依据什么思想原则来建立起一个全球性“世界”。

自17世纪以来，欧洲既为全球贡献了原创性的自由、民主、科学和公共健康等思想观念(可以说全球各地都受惠于欧洲思想家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原则)，但也同时形成了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想。特别是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的强盛，例如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建立，在全球空间上，一批思想家和政治家将欧洲视之为文明，而非欧洲地区则被视为野蛮。因此，如果说19世纪德意志浪漫主义思想家贡献了文明与文化两分的理论框架的话，那么，19世纪的一批思想家则发展出了文明与野蛮的直接对立，以欧洲所确立起来的思想原则作为全球现代文明的标准，并将此变成为其他各个民族形成现代国家与迈向现代社会的重要资源，要将这些非欧洲地区纳入这一思想体系之中。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自15世纪开始，特别是到了19世纪，欧洲承担着塑造现代全球秩序的重任。或者说，现代全球秩序就应该按照欧洲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制定的“文明的标准”来形塑。对此，欧洲一批思想家作了很多表述，即使到了20世纪20年代，就连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也依然持有如此的观点：“当下时刻，我们的文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虽然我们的优势地位是暂时的，但只要持续如此，我们就要承担责任。即便不是由于出色的品质，而是因为我们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其他社会的发展，使他们偏离了自己的进程，激发了他们内在的力量，不仅使他们因此改变了自己的特性，而且可能会对我们的特性产生危险的反作用。那么，预估并通过扩大社会基础来规避这些危险，既符合我们的利益，也是我们的责任……西方天才们早已建立好了世界金融体系、商业体系和运输体系。规划无所不在的国际联盟这样的政治机器，也在我们的智慧所及范围内。” 

正是由此，今天我们就需要对此进行反思，思考欧洲文明的全球性，考察支持这一全球性秩序的思想起源。也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转化视角，改变只在欧洲这一空间里来研究欧洲现代思想这种单一性的研究思路，还需在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中来展开考察，从而对以欧洲为主导的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或基础进行重思。对内需要重思权利的平等、童工的使用、环境的污染、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想观念；对外需要反思奴隶贸易、帝国的扩张、世界市场等话语体系。期待在这样不断的反思中，并且从现代文明的源头上来进行辨析：欧洲思想中哪些内容属于文明性的，哪些是野蛮的；哪些价值是属于人类所普遍共有的，哪些则属于区域性的；哪些是建基于欧洲经验的原创，哪些是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由此才能够不断修正与重塑欧洲现代文明，使其不断保持生命力，并通过扩展其内容，丰富其内涵，从而重塑全球秩序的文明性与现代性。正是基于此，在我看来，全球思想史研究首先还应是聚焦于欧洲这一空间，解析这些思想家们的思想观念，这将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全球文明秩序的“起源”，辨明在未来建构全球性文明世界的过程中，现有的这些思想遗产中哪些需要修正、添加与改造，究竟哪些内容可以继续成为建构未来全球秩序的一种思想资源。

如果追溯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的话，需要反思的内容会很多。举例来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市场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是支撑这一全球体系的支柱性基础，也被承认是塑造现代世界的重要力量。对于市场，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创立了市场自由经济理论，正是因为这一特质，斯密的理论被称为是“世界主义经济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描述了资本家奔走于世界各地，要建立起一个“世界市场”。而同一时期德国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则坚决反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提倡实行关税保护的“国民经济学”。这样可以看到，一旦引入多维的思想史研究视角，就可以理解“市场”的概念，明白围绕其所形成的社会体制远远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它带有一种时间上的历史性，空间上的多样化这样的社会文化特性。“自由市场经济，远非自发形成的秩序，它们根植于特定类型的公民社会，而这些社会自身也是欧洲历史的偶然产物。” 因此，需要考察“市场”的内涵，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是如何被嵌入在文化中而演化的，又是如何像波兰尼所说在近代开始了一种“脱嵌”，形成了既有普遍性的规范，又有独特性的论证展开方式和实践方式。正如《历史语境中的市场》一书的主编者所言：“国家与市场或者文化与市场之间的二分，在20世纪大行其道，其后果是遮蔽了关于市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的丰富的思想史。该书不想探讨支持市场经济和反对市场经济两股力量间的对立，这种思维方式过于简单化和理想化，而是探讨自由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对市场的矛盾性看法——这些根植于思想传统和社会实践的矛盾性看法——是如何形成的。”“历史可以为我们展示早先的思想和实践，以提醒我们注意驾驭市场的不同方式，帮助我们反思当代人管理市场的智慧，探索新的市场管理模式……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将公民社会、市场和国家联系起来的很多途径。” 这也告诫着人们，无论是市场经济理论还是体制的建立都表现出了异常丰富复杂的内容，切忌进行单一化和教条化的理解。从“市场经济”这一个案可以表明，我们必须要回到历史中去，借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来对以欧洲为代表的现代思想的谱系进行考察，解析其起源、扩展迁移过程中的接受与抗拒，梳理其又是如何在全球展开社会实践的。只有当我们对这些内容辨析得越发分明，对未来建构全球性“世界”才会愈加明晰与自觉。

应当指出的是，这一重思并非是要否定或者推翻欧洲思想家所提出的思想中的那些合理价值以及所包含的一些普遍性原则，即“现代性”的内涵，而是要进行一种新的再造与提炼，使其更纯净，也更符合文明与人性，并确立起理解欧洲文明和思想的新视角。而这一新视角的内容之一便是，认识到欧洲思想或欧洲文明也是历史性演进的产物，也是在欧洲这一空间中不同文化之间流动接受、吸收转化以及排斥对抗的结果。因此，理应要在历史中追踪其起源，考察其如何演变成为全球性思想观念的历程。简言之，就是要去思考“欧洲思想”和“全球性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例如工业革命虽然发生在英国，但吸收了荷兰在经济领域里一系列的创新，如证券交易、公司制度等内容。随后，其推广到了欧洲以及全世界，改变了世界面貌，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因此，其支撑性的思想力量“资本主义”理应纳入我们考察的视野之中。

另一方面，重回欧洲，并不意味着将欧洲现代思想看作一种“基础主义”的既定存在，一种“本质主义”性的内在规定，实际上，欧洲现代思想的形成既是自身社会需要的驱动，又是在全球范围内吸收“他者”思想文化成果后交汇的结果。简言之，欧洲文明形成同质性的文明也是全球性文化交流的产物。例如，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中国的理解和思考成为法国启蒙运动思想中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对印度等殖民地的征服和统治直接催生了帝国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混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欧洲思想家们无论是对非欧洲文明的吸收与转化，还是将其塑造为欧洲文明的异质反面，这些内容都统统构成了欧洲思想观念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独特的要素而存在。因此，全球思想史研究回到欧洲自然就内含着全球性的视角，即解析与思考欧洲如何在全球空间中，通过吸收和理解“异域”的思想观念形成欧洲的现代思想体系。换句话说，欧洲现代思想谱系本身就包含着非欧洲的“他者”，而这一存在足以表明了思想的全球性流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需要在全球性视野下来考察欧洲现代思想，其实，这一研究本身即可算是缩小版的全球思想史。

目前，全球思想史研究的切入路径还有待完善和创新，很多学者都是从非欧洲地区这一空间来展开考察，或欧洲对非欧洲地区的想象与理解等；这些研究当然非常重要，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够忽视欧洲。实际上，当我们涉及全球秩序和世界的“全球性”特性这一问题时，我们还是需要以欧洲为中心来重思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与其如何塑造了“全球性”的世界。因此，在未来的全球思想史研究中，从欧洲出发，真正在全球性互动关系中来研究思想观念的交流、吸收与采纳等，思考梳理欧洲的现代思想在全球扩展时的变异与多种类型，从而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接受了这些思想从而进入了现代，而有些国家却始终迟滞不前；以欧洲为中心而展开的现代全球秩序是如何在思想观念的引领下得以建立，并以此为基础得以稳固。应该看到，全球思想史并非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展开的思想观念的传播史，作为中国学者，理应跳出单一性的“国家”视角，站在全球思想史的立场来思考中国与欧洲的互动，仔细梳理中国思想和文化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如何成为形塑欧洲近代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探究中国社会对欧洲思想文化的接受。在中国与欧洲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欧洲思想观念的一些内容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内化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了，并且在和欧洲思想的对比中凸显着中国思想的鲜明特性。正是如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在学习欧洲，思考如何追赶这些现代国家，而这些思考与实践恰好给我们进行全球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思想史研究中走出一条独特的研究路径。

三

如果说，全球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功用是进行“起源性”的解构与建构的话，那么目前最为基础性的一项工作就是我们需要加强对文本的“细读”。不仅是因为这些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塑造了欧洲现代文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塑了全球的思想观念，成为了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和基础。从学术研究的维度来说，对文本的精细研究也是未来思想史与全球思想史发展的方向。这里，试以18世纪启蒙运动为例来加以解析。因为正是由于启蒙运动，我们才得以进入现代世界；同样启蒙运动也是一场跨越国家疆界的全球性的思想流动。

启蒙运动一直是国外学术界着重研究的领域，查阅一下文献，研究的学者很多，其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例如在巴黎高师图书馆的收藏中，有737本关于启蒙运动以及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英文著作，其范围涵盖有2018年出版的自由与启蒙运动、天主教的启蒙运动、宗教与启蒙运动等书；另外还有启蒙运动中的上帝；音乐、医学与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从国内到国际的研究，启蒙运动与美德研究等相关主题的研究性著作。对于法国启蒙运动，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学”，法文版有2101本之多，这些研究涉及启蒙与革命、启蒙与科学、启蒙运动与地理和人类学，例如柏林大学受启蒙思想影响而发展出了人类学等；启蒙在各国的传播，如地中海世界、非洲、亚洲、俄罗斯、德国等，居然启蒙运动与饮食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如果再具体到一些思想家研究的话，对伏尔泰研究的著作就有3220本(有一个好消息是，2017年由伏尔泰基金会组织出版了《伏尔泰全集》)，关于卢梭研究的有1910本，对于“百科全书派”代表狄德罗研究的有1189本，关于达朗贝尔研究的有120本，对孟德斯鸠研究的有400本(2017年出版了《孟德斯鸠：时间的历史》，2018年出版了《孟德斯鸠研究：政治多样性的划定》这些新书)，孔多塞研究有246本(2014年刚刚整理出版了《孔多塞通信集》)。

相较于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可以说在专题性研究上，我们无法和国外学者相比，但可以在吸收他们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中国的语境展开研究，例如展开像孔多塞与现代性、欧洲的启蒙运动和启蒙运动精神、女性与启蒙运动、德国思想中对启蒙运动的反思等这样的主题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具体研究和宏大社会性主题研究结合起来，将思想家的文本放在社会语境和在不同空间如何传播与接受来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在我看来，要想做出更有新意的成果，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启蒙运动和启蒙运动精神，将其作为推进中国现代社会发育和成长的思想资源的话，加强文本研究当是最为基础性的必要方式。就启蒙运动而言，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启蒙运动，都是由一批思想家发起。因此，要理解启蒙运动及其思想内涵，就需要阅读和理解这些思想家的文本，实际上，正是这些文本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基本指向。

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史的兴起，学术界淡化了对启蒙运动思想家文本的研究，开始着重于对启蒙运动思想家思想传播、民众如何接受启蒙思想家，从而如何形成为一种社会观念的研究。目前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正趋于式微，而被一些学者认为衰退的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正又复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启蒙运动思想家文本的解读恰好需要得到重视。另外一种动因则是，学术界不能够总是研究传播和接受，而把传播与接受的对象与主题置之不顾，使之处于冷落状态。因为随着时间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变化，对思想家的解读也会有所不同，需要进行新的解读和阐释。具体到中国而言，这一呼吁显得更为紧迫，因为我们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一些著作研读得还不够深入，很多思想家的文本还没有展开研读，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文本解读正逢其时。

回到新文化史的视角上来讲，不能否认新社会文化史对思想家接受史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启蒙运动的思想要义，但相比较而言，对思想家文本的细读更为重要，因为对思想家思想的接受本身并不能够代替对思想家文本的解读和对思想家思想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在现今的状况下，我们更需要刻苦地下功夫认真钻研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文本，改变目前着重传播与接受的新文化史研究范式，重回思想史的研究范式，将思想家在文本中表达出来的思想内涵挖掘出来。当然重回并非简单地重归原先的思想史研究，而是要在一种有着理论研究范式指导下展开思想家文本的研究，并结合中国的语境，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思想史文本的解读方式。

如果从文本解读出发，我们可以更为集中和有效地接受西方学者现有的学术资源，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我们和西方学术界不会差距太大。有位英国学者曾经告诉我，当他在讲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学生很难理解。而法国的思想史研究学者也对我说，“conditions”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重要的核心概念，而学生常常按照现在的语义来理解为“条件”，而非托克维尔所意指的“平等”。这些实例也就表明，在时间维度上，我们和西方学者无甚差别，大家都同样脱离了启蒙运动那一历史语境。更饶有意义的是，由于我们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和西方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着时间差，例如西方已经越过了18世纪现代性形成的最初阶段，我们却正好进入了这一阶段，人们通常会认为这是一种劣势，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这恰好是一种优势。而目前我们和西方又同时进入到全球化阶段，因此，这两者交相叠加时代的特性则为我们理解欧洲思想家的文本和思想提供了西方学者无法感受和体悟到的那种独特经验，从而帮助我们形成具有和西方学者不同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做出有别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只要抱着踏实潜心的态度，对文本进行认真细读，相信可以做出一些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

就全球思想史研究而言，在重思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这一主旨下，除了现在学界常常表述的思想观念的全球流动之外，展开研究的内容还可有很多，例如语言表达的民族性与思想观念的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语义与跨文化视野下的思想观念的接受与变迁，全球性思想网络的形成等；其研究的路径和其指向也可各有不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学术界就展开了对以欧洲和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全球秩序的反思，例如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以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依附论”以及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等，但平心而论，这些思考是基于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而展开的。在看到有其合理性的同时，也会发现其不免带有褊狭，甚至片面性的激进。如今，面对全球化的深度行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更新，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日益活跃，一方面催促我们进行这一反思，其紧迫性日益提上日程，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秉持着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来展开研究，重思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辨析其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着眼于思考如何重建未来全球秩序的思想基础，进而重设崭新的全球性秩序。当然作为中国学者，自然也希冀通过这一研究，明悉中国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确立起应该担有的责任。可以说，站在全球立场和基于中国视角而言，全球思想史研究不再仅仅是对欧洲这一他者的重思，也可以被视为对反思者的自我反思；不再是一种学科类别性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化，实践上的自我创造；不再只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解析，更是一种对未来取向的警醒，时刻告诫着人们将以何种认知与姿态参与到未来的全球化进程，重塑未来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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